中國禪宗的“宗經”形成
禪宗作為中國漢傳佛教的八大宗之一，如果說它在中國佛教史，乃至哲學史、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，而記載六祖慧能說法和生平事蹟的集錄——《六祖壇經》以下則可簡稱《壇經》說是禪宗的「宗經」。它是禪宗的基本理論陣地，特別是它奠定了南宗禪的主要理論基礎。離開了《壇經》就無從研究慧能大師的思想，也難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、發展與演變。而且《壇經》是中國僧人汗牛充棟的佛教著述中唯一的一部被奉為“經”的經典性著作，是中國唯一的具有獨特風格和民族特色的本土經典，同時也是禪宗傳教和教授禪法的主要依據。」創始於中唐，獨盛於晚唐、五代時期，在當時的思想潮流和對中國佛教產生過重大影響。這些都說明了」的特殊地位。
中國禪宗的肇始即是眾人所熟知的 「拈花微笑」，佛將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的正法眼藏傳給大迦葉尊者，因此尊者即為印度禪宗的初祖。此後歷代祖師以心傳心，次第傳授，傳至第二十八代為菩提達摩。菩提達摩即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師，而為中土禪宗之初祖。達摩來中土傳禪，又依次傳二祖慧可、三祖僧璨、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，此即所謂東土五祖。道信、弘忍之禪，時稱“東山法門”，在此時中國禪宗得到真正的創立。
在五祖弘忍的門下出了兩大高足即神秀與慧能，神秀（606——706）主要在長安、洛陽兩京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弘揚禪法，時稱為北宗。而慧能則主要在南方地區弘法，時稱南宗，故有「南能北秀」之稱。其後慧能南宗的勢力不斷擴大，最終淹沒了弘忍門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內的其他各支，而成了中國禪宗的唯一正宗，並且幾乎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代名詞，以至於很長時期以來，我們說到禪宗，都是指慧能的南宗。慧能之南宗禪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。壇經》。是慧能大師黃梅得法後回到曹溪寶林寺，應韶州刺史韋琚等人的邀請到韶州大梵寺說法，由其弟子法海記錄當時的開法情況而形成的，慧能大師的禪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此經中。
關於《壇經》，有兩個神奇的記載：在劉宋朝有一位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，在廣州法性寺創立了一座戒壇，並立碑預言：將來有一位肉身菩薩到此壇受戒。後來梁天監開元年時，又有一位智藥三藏法師，在此壇旁邊種下一株菩提樹，並也預言：將來有一位肉身菩薩在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。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二月八日六祖即在此受具足戒，並在此菩提樹下開始傳佛心印法門，印證了這兩個預言。
隨著禪宗的繁榮發展，《壇經》廣泛流傳，並在內容上發生了重大變動，出現多種版本。據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先生研究認為，先後存在過的《壇經》版本將近二十種之多，這些版本的歧異反映了禪宗在各個時期的發展變化，但真正獨立且有代表性的大約有四種，它們是：敦煌本、惠昕本、契嵩本和宗寶本。從時間上說，敦煌本形成於中唐，惠昕本在晚唐或宋初，契嵩本在北宋，宗寶本在元代。其中敦煌本是最古的，比較接近於六祖的思想實質。惠昕本雖說也增加了一些內容，但總的來說與敦煌本相去並不甚遠。契嵩本在內容上出現重大變化，而宗寶本是在契嵩本基礎上改編的，最為流行，幾乎成了明代以後唯一的流通本。《壇經》是六祖大師禪法思想的真實反映，也是研究六祖及其禪法思想的基本文獻。元代禪僧德異曾評價《壇經》說：“言簡義豐，理明事備，具足諸佛無量法門。”
作為記錄他一生言行和禪法思想的《壇經》，是一次思想革新的產物，是新舊思想交替的結果。《壇經》的出現，也給現代學術界帶來了一股空前的研究和爭論的熱潮，原因是它不僅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期的重要關鍵，同時也是中國佛教思想發展史上的活水源頭，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，表現了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。唐末以降，慧能大師的南宗禪系勢力迅速發展，成為中國禪門的主流，成為禪宗神聖的“宗經”。
研究所 釋明潔
禪宗作為中國漢傳佛教的八大宗之一，如果說它在中國佛教史，乃至哲學史、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，而記載六祖慧能說法和生平事蹟的集錄——《六祖壇經》以下則可簡稱《壇經》說是禪宗的「宗經」。它是禪宗的基本理論陣地，特別是它奠定了南宗禪的主要理論基礎。離開了《壇經》就無從研究慧能大師的思想，也難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、發展與演變。而且《壇經》是中國僧人汗牛充棟的佛教著述中唯一的一部被奉為“經”的經典性著作，是中國唯一的具有獨特風格和民族特色的本土經典，同時也是禪宗傳教和教授禪法的主要依據。」創始於中唐，獨盛於晚唐、五代時期，在當時的思想潮流和對中國佛教產生過重大影響。這些都說明了」的特殊地位。
中國禪宗的肇始即是眾人所熟知的 「拈花微笑」，佛將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的正法眼藏傳給大迦葉尊者，因此尊者即為印度禪宗的初祖。此後歷代祖師以心傳心，次第傳授，傳至第二十八代為菩提達摩。菩提達摩即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師，而為中土禪宗之初祖。達摩來中土傳禪，又依次傳二祖慧可、三祖僧璨、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，此即所謂東土五祖。道信、弘忍之禪，時稱“東山法門”，在此時中國禪宗得到真正的創立。
在五祖弘忍的門下出了兩大高足即神秀與慧能，神秀（606——706）主要在長安、洛陽兩京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弘揚禪法，時稱為北宗。而慧能則主要在南方地區弘法，時稱南宗，故有「南能北秀」之稱。其後慧能南宗的勢力不斷擴大，最終淹沒了弘忍門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內的其他各支，而成了中國禪宗的唯一正宗，並且幾乎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代名詞，以至於很長時期以來，我們說到禪宗，都是指慧能的南宗。慧能之南宗禪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。壇經》。是慧能大師黃梅得法後回到曹溪寶林寺，應韶州刺史韋琚等人的邀請到韶州大梵寺說法，由其弟子法海記錄當時的開法情況而形成的，慧能大師的禪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此經中。
關於《壇經》，有兩個神奇的記載：在劉宋朝有一位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，在廣州法性寺創立了一座戒壇，並立碑預言：將來有一位肉身菩薩到此壇受戒。後來梁天監開元年時，又有一位智藥三藏法師，在此壇旁邊種下一株菩提樹，並也預言：將來有一位肉身菩薩在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。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二月八日六祖即在此受具足戒，並在此菩提樹下開始傳佛心印法門，印證了這兩個預言。
隨著禪宗的繁榮發展，《壇經》廣泛流傳，並在內容上發生了重大變動，出現多種版本。據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先生研究認為，先後存在過的《壇經》版本將近二十種之多，這些版本的歧異反映了禪宗在各個時期的發展變化，但真正獨立且有代表性的大約有四種，它們是：敦煌本、惠昕本、契嵩本和宗寶本。從時間上說，敦煌本形成於中唐，惠昕本在晚唐或宋初，契嵩本在北宋，宗寶本在元代。其中敦煌本是最古的，比較接近於六祖的思想實質。惠昕本雖說也增加了一些內容，但總的來說與敦煌本相去並不甚遠。契嵩本在內容上出現重大變化，而宗寶本是在契嵩本基礎上改編的，最為流行，幾乎成了明代以後唯一的流通本。《壇經》是六祖大師禪法思想的真實反映，也是研究六祖及其禪法思想的基本文獻。元代禪僧德異曾評價《壇經》說：“言簡義豐，理明事備，具足諸佛無量法門。”
作為記錄他一生言行和禪法思想的《壇經》，是一次思想革新的產物，是新舊思想交替的結果。《壇經》的出現，也給現代學術界帶來了一股空前的研究和爭論的熱潮，原因是它不僅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期的重要關鍵，同時也是中國佛教思想發展史上的活水源頭，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，表現了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。唐末以降，慧能大師的南宗禪系勢力迅速發展，成為中國禪門的主流，成為禪宗神聖的“宗經”。